送到医院后,医生很快为牛绍荣做了手术,也许是当时设备器材落后,或许医生技术水平欠佳,他术后行走有些瘸跛;我虽折了三根骨头,却不是主要的,住院治疗三个多月后,恢复如初,没有因伤情影响提干,他则于服役期满后退伍。
2019年,我到云南参加纪念对越自卫还击作战40周年战友聚会,从河口回来在蒙自住宿时,一位战友称收到一连原驾驶班长发来的信息,希望我与他联系。
我感到有些突兀,心想,原不是一个连队的,虽然认识,印象并不深,就没理会。
一天后,这位战友拿着手机又来找我,说那人打来电话想跟我聊聊,如此执着,必有缘故。便接过手机与他通话,打电话的这位驾驶班长是1973年入伍的昆明兵张明.
原来,他的同乡和同年入伍的好友,也就是当年将车开翻的肇事司机马新平,得知我到云南后,托他传话想同我见个面,接着告知了马的手机号,他的话也消除了我的一个误会,此前,我一直认为是马的师傅把车开翻的。
也是事有凑巧,在去昆明的公交车上,原先说好接站的战友打来电话,称临时有急事无法前来,帮我联系下榻宾馆的事也落了空。这可如何是好?情急之下,我想起了马新平,就打了他的手机,请他接站。
出事后,当年他就被安排退伍了,此时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五年没见了。接站后,马新平为我安排了住宿宾馆并请我吃饭,虽然他一句也没提当年的事,但我明白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迟到的歉意。
席间,有不少战友作陪,有熟识的也有不太熟识的,可唯独没见牛绍荣。
“怎么牛绍荣没来?”我有些不解,他们同乡同年入伍且又同连,实在不应落下他。
这时,我特别想见见他。当年,要不是他与我换座,瘸腿的就是我,哪里还会有我的今天。
“他走了。”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我大吃一惊。“好几年了,走的时候才五十多岁。”马新平回答。
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不知因何而走?马没说,我也没问,意外之余不禁为之惋惜。
这时,我突发联想,当时本车没有带车干部,马坐的副驾驶位紧贴班长的座位,牛绍荣与我换座,除表面的理由外,是否还有便于与这位老乡途中聊天的原因呢,而后来他换到主驾驶位上开翻了车,是否又与适才聊天分散了精力有关呢?
有些事的发生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幸运儿,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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