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保本校，已经进组了，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她说，太好了，只要你觉得开心就行。
我笑了笑，回了个小猫的表情包。
事实是，这一年我没有任何气力准备更多学校的保研流程，奖学金大都花在了心理咨询上。有一个周二我交了那一周心理咨询的钱，生活费就只剩下五块钱了，咨询在周六，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会因为心理问题还是身体问题中的哪一个而挨不到周六。不过幸好，后来助学金到了，身体撑住了。
过了路口，我坐上了地铁，带着耳机学多邻国。张智轩从我身后走过去，他身上有股好闻的木质香，一面说着“麻烦让一下”，一面走向车门。听到他的声音，我便转过身，失神地望着他离开。他好像是没有注意到我。
我去了妈妈的朋友家做客，这位阿姨的丈夫在单位坐到了很高的位置，于是一家三口从家乡的小县城搬到了大城市。但是问题也开始凸显。
说是去做客，其实是让我去跟她女儿聊聊天。天黎，是个很有灵气的孩子。这年之后我们再没见过，直到二〇三六年的时候，我们在D国的河边吃了烧烤。D国总是阴雨绵绵的，但空气是清新的，我们在一家临着河的中餐店外面架起烧烤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小时候的事情。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天黎这时候还上高中，县城的教育资源落后，来到新学校根本跟不上，同学们之间聊的话题也都不一样。虽然大家都很友善，但她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孤立了。
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的，她也说不清楚，但隐约是在家长会附近。天黎恳求她爸爸去开会，但因为工作走不开，最终是她妈妈去的。四十岁出头，辞了老家多年积累的事业，借事业步步高升的丈夫得到一份稳定的后勤工作，说心里不别扭是不可能的，但她说不出自己究竟对哪里不满意。因为比起周围的发小朋友，她能在A城住着自己家的房子，还有一份体面的稳定工作，已经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了。
但我还记得自己高中时期被妈妈拉着来过一次A城，就是专门来看阿姨的。当时我光顾着跟天黎聊天，不太知道她们俩聊了什么。就记得某天凌晨，阿姨还在我和妈妈住的宾馆房间里，我从睡梦中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听到阿姨一直在哭，而妈妈坐在一旁沉默，两人面色都蜡黄的，但是看起来好委屈，像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绝交时那般委屈。
家长会那天，天黎的妈妈打扮了一番，要看起来端庄但不能过于朴素，想着要给孩子同学的家长们留下好印象，当然也要结交些新朋友。
可是家长会之前，天黎和同桌景山闹了些矛盾。叫做矛盾不太贴切，应该是景山单方面的不服气。起因是班主任让班里的同学多多照顾天黎，说了这话不到几日，天黎的作业本就被人拿走了。从告诉老师到查监控到全班办案再到锁定嫌疑人，天黎作业本失踪这件事情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嫌疑人锁定在了同桌景山身上。
这件事最终都没有定论，但景山和天黎的梁子结下了。但对家里，天黎从没提过这件事。
天黎妈妈去了家长会上，会后从家长们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了这件“大事”，维持住起码的体面之后，把天黎拉出教室。
景山的妈妈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在大企业做高管，到了四十多岁才生了景山，宝贝的不行。两位妈妈都觉得是自己孩子受了委屈，于是不出意外的在教室外争吵了起来。
“所以当时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我把烤串翻了个面，转头问向天黎。
天黎盯着天空看了好久，突然笑了一下，然后说“我作业做不出来，所以拿火把它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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