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雍正是怎么说的。

雍正六年(1728 年),清初文人曾静及其弟子张熙因秉持着“华夷之辨”的观念,对满清皇帝的统治心怀不满,进而四处宣扬雍正得位不正以及所谓的十大罪状,妄图游说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彼时年羹尧已死)起兵反清复明,恢复汉人江山。然而,岳钟琪老谋深算,假意应允,巧妙地从二人处骗得口供后,当机立断将他们逮捕,并押解回京城。

雍正帝得知此事后极为重视,亲自审问此案,并下令将相关的上谕、曾静的口供以及曾静后来撰写的忏罪书《归仁录》等资料汇编成册,命名为《大义觉迷录》。

该书收录曾静等人指责雍正本人的十大罪状(例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雍正本人亲自进行一一辩白,驳斥这些荒谬言论。

下面是雍正对“逼母”一事做出的回应:

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

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

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这一大段书友们如果看起来很累,可以说一声,我去翻译一下。)

是不是很矛盾?

但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苟史,都拼凑不出一个爱雍正的额娘,乌雅氏的去世也存疑,引发后人种种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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