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张柬之等五人准备发动神龙政变之时,姚崇当时在武则天手下任职,时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着宰相的头衔,当时他恰好因为政务回到京城处理政事,张柬之等人准备行动时,想拉姚崇入伙,因为张柬之知道姚崇机敏善谋、处事果断,如果能有他一起举事,那么一定可以尽快除去张宗昌、张易之兄弟,成功的概率一定大大增加。于是,便派人悄悄想将准备举事的计划告诉姚崇,姚崇当时得知消息后,非常惊讶,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找到自己。因为姚崇当时已在武则天手下任职多年,曾受武则天的知遇之恩,如今武则天年迈,自己怎么能够做出这等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事情呢?他无数遍反问自己。但惊讶过后他最终还是镇定了下来,经过缜密的思考,他竟然对此事安然应允下来。很快张柬之等人的计划得以成功,张氏兄弟被杀,武则天当即被迫退位,姚崇本人也因为参与了这一事件,因功被封为梁县侯,武则天退出政治舞台后,迁到陌上阳宫居住,唐中宗李显即位后,按照礼仪率领百官到上阳宫行礼问安。

武则天此时已是落魄之人,到了上阳宫后,虽然武则天已退位,但她的威严仍在,新皇帝李显反倒显得有些颇不自在,胆怯的轻声问候到:“儿臣向母后请安,母后近来可好?”,已然年迈的武则此时再也没有往日的风华,只是轻轻的招手应允。此时,跟随在李显身边的一众大臣他们却早已看透了眼前的朝局,就算你武则天昔日权倾天下、阴狠毒辣,此时也已经失去了权利,我们作为新任皇帝的宠儿为何要惧怕你呢?于是,大臣们纷纷在武则天面前帮助李显造势,企图帮挽回颜面。有大臣甚至说道:“太后您年事已高,宫中事务繁忙,陛下年富力强,处理起来都要费些力气,您还是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在上阳宫歇息,颐养天年的好。”也有人附和道:“当今皇帝陛下才是真正的大孝子,知道母亲处理政务劳累,主动帮助母亲分担政事,天下这样孝顺的儿子可不多见”……

武则天听了这些话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此时的她也确实再没有心情和气力处理理会这些闲言碎语,等待她的只有慢慢一天天的老去。正在百官在欢欣鼓舞、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忽然传出了凄惨悲凉的啼哭声,大家都甚是不解,回头向人群中望去,哭泣的不是别人,正是姚崇,只见他越哭越惨,泣不成声,仿佛亲人过世一样的悲伤,这是,一旁的张柬之、恒彦范等人甚是诧异,忙问他:“怎么了,今天是哭的时候吗?再哭下去,小心得罪皇上,治你的罪”,此时的姚崇才扶起袖子,慢慢停止了哭泣,悲伤的说道:“我侍奉天后时间久了,蒙受她的栽培照顾,现在要突然离开她,内心真是有些舍不得,前些日子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作为臣子的常道,我也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我有幸在此遇见了旧主,我因为想起往日的情谊与她告别,也是臣子的本分和应有的节操,如果我因此而获罪,也实在是我心甘情愿。”果然,当天李显就下令将姚崇调离京城,做了亳州刺史。

对于姚崇当时的这一举动,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借机演戏做了个脱身之计,因为他早早的就已经预判到这场斗争还没有彻底结束,为了不至于陷入更深的政治旋涡之中,他将计就计,借此脱身。果然,神龙政变成功之后不久,武三思等人上位迫害政变的功臣,主要参与政变的五位大臣都先后遭到迫害。当然对这种判断没有明确的说法,也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讲,姚崇对武则天还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开元四年(716年),李隆基继位初期在时任宰相姚崇的辅佐之下才将外戚、宗室、吏治整顿完毕,黄河以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突然发生了罕见的蝗灾,面对这一突然而至的天灾,百姓无比恐慌,各县各镇都是社庙祭祀,百姓们白天黑夜的祭拜,乞求天神能帮助他们解除灾难。蝗灾很快大规模蔓延至中原、河北一带,当时中原河北地区是大唐王朝的粮食主产区,如果任由蝗灾蔓延,粮食绝收,对唐玄宗李隆基的政权将是毁灭性打击。宰相姚崇上奏李隆基说道:“陛下,《诗经》里说对付虫子需要用火才能奏效,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发生蝗灾,汉光武帝曾下诏用火来消灭蝗虫,才最终保证了农桑生产,现在蝗灾严重,我们也应该用火消灭蝗虫,这样才能确保粮食丰收,稳固我们大唐的基业呀”。李隆基听了后询问其他朝中大臣们的意见,但朝廷反对的意见很大,很多重臣都认为大面积的蝗虫突然出现是上天的意思,捕杀蝗虫会惹怒上天,都不用以不宜捕杀,唐玄宗听了大臣们的话也变得游移不定起来。

姚崇只得再次进言:“陛下,一群腐儒拘泥不化,不知道变通,如果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只会错失了时机,到时候粮食绝收,百姓吃不上饭,尸横遍野,恐怕会激起民变呀。况且,在古代,蝗虫之所以泛滥成灾,是因为捕杀的方法不够得当,意志不够坚定,当下情况危急,我们一定要主动作为,采取一些手段,倘若放任不管,是一定不行的。”在姚崇的一再坚持下,李隆基终于动摇了,姚崇为了让李隆基放心,不以皇帝的圣旨派出官吏,而是以宰相的名牒将灭蝗的公文发出至各州县。

李隆基虽被说服,但朝中的百官仍疑惧不安。朝中的另一位宰相卢怀慎表示激烈的反对,当时由于武则天大力推崇佛教,因此朝廷中信佛的之人占很大比例。卢怀慎反对的理由是:“蝗虫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去除的?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地和气,这是佛法所不容的。”姚崇说:“楚惠王吞下水蛭治好了患了多年的痼疾,孙叔敖斩杀巨蛇得到了福报。现在蝗虫还可以驱除,如果蝗虫成灾,老百姓的庄稼和粮食怎么办,蝗虫难道比黎民百姓还重要么?灭蝗救人后,如果天降灾殃,有我姚崇一力承担,绝不会推诿给你卢大人。”卢怀慎最终也被折服,同意灭蝗。

地方实力派官员对灭蝗也持有反对意见,汴州刺史倪若水当时由于唐玄宗和姚崇因为京官和地方官互换的政策被派遣出京赴任汴州,他进言道:“只有修德才能消除天灾,南北朝时期前赵刘聪除蝗不成反而最后身死国灭。”他坚持拒绝灭蝗。姚崇写信给他责备道:“刘聪乃是篡逆之人,德不胜妖,陛下是当今圣主,妖不胜德。如果说修德就能对付蝗虫的话,蝗虫就不敢来了,这么说来,发生蝗灾就是你一方大员无德造成的么?”倪若水接到信后惶恐不已,大力配合捕杀蝗虫。

就这样,大家统一了思想之后,朝廷上下在姚崇的带领下一心灭蝗,姚崇亲自担任灭蝗总指挥,下令各郡县要全力以赴消灭蝗虫,他建议让老百姓自己关心自己的庄稼,在夜间焚火,在一旁挖坑,把蝗虫边烧边埋。结果最后在姚崇的坚持下,蝗灾的危害被大幅度检校,虽然连年蝗灾,也没造成大面积的饥荒。

灭蝗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皇帝李隆基信任,治理朝政也颇为得道,姚崇的权利和声誉一度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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