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一部分是庄莎主动和朱馥梅说的，一部分是朱馥梅给她做放松治疗，在半催眠状态下絮絮叨叨讲出来的。朱馥梅觉得都不像是真的，倒像是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她的生活只比底层百姓高些，说到底也就是个有些文化的市井小民，庄莎所说的那种生活，在电影里演出来她都会觉得是瞎编。要是庄莎真的经历过，那她为什么不去报警？当然，这种疑问朱馥梅不可能傻到问出来，她一开始就已经把自己定位成语言容器，只要引导着庄莎把压着她的梦魇推开，心态和精神都进入正常的阈值，如何处理问题，那就是她本人的强项了。也的确，说出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后，庄莎的睡眠有了很大的改善，晚饭后，也敢跟着朱馥梅打着手电筒在山脚的小路上散步了。
朱馥梅问她，这份工作给了她这么大的压力，是否想过换份工作？庄莎苦笑着回答：“于我，于老板，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从我来说，再没有任何一个老板会给我这样的薪酬；从老板来说，为了自己的安全，也要把我绑死在他身边。”
朱馥梅感慨：“外表看，你的生活光鲜亮丽，谁知道背后竟有这么多让人喘不过气的东西！”
庄莎说：“世上好事没那么多，都摆到面子上了，里子一定是腥臭不堪的。可人要是一朝拥有了面子，就再也放不下来了，里子再令人作呕，也要忍着。”
飞回上海之前，庄莎给了朱馥梅一张10万的支票，并约定，每隔半年左右，看她方不方便，能抽开身，就过来一次。
一单就有如此收益，叫朱馥梅和美兰惊喜不已。庄莎是朱馥梅独自接待的，美兰想了解谈了些什么，朱馥梅拒绝透露，说这是职业道德，“下一单你单独做，就会明白了，我俩关系再好，客户的隐私也是不能分享的。”
美兰说：“那我就永远给你打下手吧，我的性格不如你老成，别装一脑子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把自己搞抑郁了。”
朱馥梅觉得，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也是最喜欢的职业，有种重生的喜悦。她特别渴望能够帮助像芄芄那样的孩子，可第三个客户，仍然不是家长为孩子的问题咨询，而是一个走不出失恋的女白领。周末接了芄芄，她有意识地将话题往这方面引：
“芄芄，快考高中了，同学里有没有压力特别大，心情不太好的？”
“有啊。周四就有两个同学叫家长来接走了。”
“是累病了吗？”
“有一个是病了，上吐下泻，另一个是不起床不上课，被老师说了，闹着要跳楼。”
“哎呀，可千万别出事。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男同学。”
“他要是来上学了，下周末请他家长带着他，到咱民宿来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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