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刘盈所追寻的汉化，或者说中华化，恰恰是不那么匹配此时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后世的四川云南，大家都说自己是汉人，可是没有明清以来的改土归流，汉人的民族意识又怎么能说服此时居住在山林间，依靠土司贵族世袭统治的民众呢。
工业化既可以是人类已知历史以来最后一次塑造民族的机会，法国大革命保证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再也无法离开法兰西的版图，同样也可以是新民族的产婆，制造了爱尔兰的分离，印度从一个地域转化为一个国家。
刘盈心里有区分，所以对外族子弟并没有真正教育过民族认同这些内容，可是只教育汉民，尤其是长安左近的汉民，又无法避免新的统治阶级因为民族意识而造成领土上的区别对待以及最终的分裂。
依靠着技术革命，刘盈极大扩展了实控领土，然而对于初生的汉朝，工业革命的速度又有点过于迅猛了。清末在殖民统治下尚且能保证汉地十八省的基本认同，刘盈现在，连湖南两广的部分地区都没有完成民族意识的最终构建。
说到底，刘盈还是担心自己的下一代接班人，如果保留着封建社会的传统慢慢同化，其实边疆问题还算简单，阶级问题民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安南的数次分裂都脱不开中原流官的残暴统治，苏轼这样为官一地造福一方的人才太少，去到世人眼中的荒僻之地的官员往往忍不住大捞特捞以满足自己在生活条件上的损失，这点可以靠适度倾斜人才选拔机制，不历州府不入中枢来解决。本来京官大三级，权力中心的过度强化就是王朝末年脱离实际的灾难。可惜工业化的速度不会给太多机会，财阀的迅速膨胀本就面临洗牌的压力。
带英帝国的政局基本稳定靠的是玫瑰战争与护国公克伦威尔的遗泽，美国的内部矛盾在两场战争，即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略有消解。原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从来就不太可能没有革命这一矛盾的总爆发，至于无产阶级的自为自由能走到哪一步刘盈纯粹是看戏的态度，战略上追求胜利，战术上则是行也成，不行也成。
但是如果新的统治阶级过于残暴那就是大问题了，其实新边疆的问题倒不是很大，甚至于朝鲜半岛比起日本列岛更有可能分裂，朝鲜半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半独立的姿态立足，而日本列岛，不仅在经济上被完全绑上了刘盈工业化的战车，在统治和生活方式上更是在完全汉化。
可是西南山区民族就不是很容易处理了，从上到下，基本上是异质性的生产单元和生产模式，如果没有平等的对待，没有传播农耕定居，一夫一妻的文化伦理，很容易从殖民地化走向脱离。
妇人讲起了来到草原上的经历，“一开始我跟着父亲，尚能因着父亲的勇武和战术，在部落里获得勇士的称号和待遇，可是将军难免阵上亡，父亲打了败仗，部落也遭到吞并。而我，就那么被人轮番侮辱，他们好像觉得，越是侮辱我，就越是能让我父亲的赫赫战功变成耻辱……”
妇人顿了一顿，“后来，他们就把我配给了一个牧奴，我与那牧奴结伴过伙了年把，他也丧生了，一病不起又被逼着做工，喘了一晚上的气，后半夜就凉了。”
“我又被配给另一个年轻些的牧奴，这回，却是部落被新的部族击败吞并。我那伙伴被分开，我又被配给新的夫君，总算这次虽然还时不时被拉去侮辱，总能有个长久的家，生下五个不知道是不是他亲生的孩子，而今还剩下两个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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